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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加税，在中国失灵了吗？ 除了带有醒目警示内容的烟包，调高烟草税也被国际上认为是非常有效的控烟措施。可是，增加烟草税的办法在中国似乎失灵了。 2009年，中国小幅提高了烟草产品生产环节的消费税，并在批发环节加征了5%的从价税。效果如何呢？烟草经济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德伟教授在悉尼公布了他和多位中国专家在国内六城市所作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去年调高烟税的做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却没有带来烟草消费量的下降。 “最主要的原因是，增加的税由烟草企业自己消化了，卷烟在中国的零售价基本没有变化，消费者感觉不到，”胡德伟说。 他指出，提高烟草税有利控烟是有经济学依据的，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变量，如果卷烟的零售价格上涨，烟民的需求便会下降。而如果加税没有变成零售价的提高，烟民的消费行为就不会发生改变。 根据胡德伟的测算，如果每包卷烟增加1元钱的从量税，则中国的吸烟者将减少1370万，挽救340万人的生命。 泰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次调高烟草税，目前，烟税占卷烟零售价的70%以上。泰国卫生部控烟顾问普利凯特指出，烟税提高是泰国男性吸烟率由55.6%下降到36.5%的重要原因。 泰国的经验还表明，增加烟草税为国库带来了更多收入，而且,泰国政府从中提取一小部分用于控烟和公共健康开支。 事实上，缺少资金正是中国控烟面临的困难之一。中国控烟协会会长许桂华坦言，协会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彭博基金会等国外团体的援助，勉力维持，步履艰难。泰国从烟税中提取控烟基金的办法值得参考。 “中国目前烟草税的税率才30%多，而国际上为65%至70%，中国烟草税仍有很大的上调空间，要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胡德伟说。 这位专家强调，中国调高烟草税一定要体现在消费环节上，才能产生既增加国库收入又减少烟草消费的理想效果。 政企分开，还是取消专卖？ 国际控烟人士认为，在公众健康问题上，烟草业绝非利益攸关方，而是敌人。将于下月在乌拉圭召开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公约第5.3条的实施准则，即如何拒绝烟草业干预的问题。 这一议题直指中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仍对卷烟实行专卖制度的国家，授权行政机构国家烟草专卖局管理从烟叶生产、收购到卷烟生产、销售的整个流程，它的另一身份是中国烟草总公司。 在中国政府为履行框架公约而成立的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中，国家烟草专卖局亦是成员单位之一。控烟专家指出，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政府部门，要履行公约的控烟义务，但同时它又是烟草公司，要维护本行业利益。这两种角色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 有外国专家形容，当中国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其结果可想而知。国家烟草专卖局设计的警示作用虚弱的烟盒，便是一例。而框架公约5.3条的规定，“各方在制定和实施有关烟草控制的公共卫生政策时，须采取行动保障其政策免受烟草行业的商业和其它既得利益的影响……”，目的正是把狐狸逐出鸡笼。 著名控烟专家、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功焕曾解读说，5.3条的规定意味着烟草专卖局不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是否果真如此，很快将在下月乌拉圭举行的缔约方第四次会议上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