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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13个参加研究的国家数据汇总分析表明，使用移动电话10年以上者没有发现罹患胶质瘤和脑膜瘤的风险增加。世卫研究人员认为，偏差和错误限制了这些结论的确定性，无法做因果关系解释。
而中国从2000年前后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手机辐射的论文，“有害”、“无害”两种声音并存，但前者一直占据上风。不过，独立的实验研究较少，大多是对国外既有成果的引进介绍。
李安民主任说：“手机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还有争议，但是无论怎么说，作为一个微波发射器，对人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害的。长期高频度使用手机容易引发脑部疾病，应该说已经是共识了。只是还没有有效的实验、足够的病例来证明手机辐射与哪些疾病有必然关联。”
钱决定“正＼反”
手机辐射研究的混乱局面远不是科学固有的缺陷与无奈所造成的，背后的利益之争在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认识许多严肃的科学家因为对手机辐射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而被撤销研究资助或者干脆一起被逐出项目。”公共卫生博士、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环境肿瘤科主任、公共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教授Devra Davis日前刚刚发售的新书《Disconnected》里详细描述了手机辐射的危害以及通信行业是如何压迫持相反意见的科学家们。Devra Davis对记者道出了双方何以力量悬殊。
Davis在书中披露，早在1995年手机辐射的潜在威胁刚刚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关注，由摩托罗拉公司资助的科学家Jerry Philips就在《生物电磁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受到手机辐射的啮齿类动物的基因状况比未受辐射的同类要差很多。这篇论文看似被接受并正常通过审核，但发表时却被神秘地加上了一句Philips从来不曾写过、也绝不赞同的话：“但这些由手机辐射所引起的基因变化不会引起任何生理后果。”
当Philips向该杂志编辑Mays Swicord质询时，Swicord矢口否认自己篡改了Philips的论文。
作为美国手机危害论言辞最为激烈的宣传者，George Carlo经常在美国各大学、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巡回演讲，告知公众手机“隐秘的危害”。然而，“正义之士”却是手机行业的“叛将”。《微波新闻》的主编Slesin用数篇报道揭露了Carol“叛变”手机行业的真实原因是利益纠葛。
据报道称，2001年后，Carol就开始写信给手机工业的CEO们，一边警告他们自己要将手机的危害公之于众，一面为他的一个研究索要高达5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其时，自1993年在美国国内如野草丛生的手机诉讼已经让手机行业焦头烂额，高额的律师费用令其公共关系的资金捉襟见肘，无力再应付Carol。
据报道，索要无果之后，恼羞成怒的Carol与手机行业彻底决裂，开始攻击整个行业。
政府和企业的博弈
“证有方”最近在美国旧金山短暂占了一阵上风。
2010年7月6日，由市长Gavin Newsom倡议，旧金山市通过了全美第一条手机辐射标示的相关法案，规定凡是在旧金山出售的手机都必须贴上显示手机辐射水平的标签。旧金山市政府发言人称，该项立法只是为了让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享受更大的信息透明度。
在通过立法的过程中，通信行业和旅馆经营者都极力游说，美国无线通信与互联网协会（CTIA）甚至写信警告他，说手机行业会采取最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并已联络诸如Apple、Cisco和Oracle这样的通信业巨头，随时准备中止和旧金山市的各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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