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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心中，艾滋病仍然是一个十分隐讳的话题。
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各部门都要进行艾滋病防治集中宣传。但在去年共青团乌鲁木齐市委、乌鲁木齐市志愿者协会开展的发放宣传资料及避孕套的艾滋病宣传服务活动过程中，“离我远点”、“我不想要这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等反馈结果令人担忧。调查中，八成市民拒谈艾滋病，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
吐尔文江说，艾滋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艾滋病等同于道德败坏、性乱等道德问题。同时，由于艾滋病无法根治，感染上艾滋病似乎就与死亡画上等号，人们大多会产生极度恐惧心理。道德与死亡恐惧的双重叠加，人人谈之色变。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其家人曾因自己的感染状况而遭受歧视。在有子女的受访者中，9.1%的受访者称其子女(不一定是感染者)由于家长的感染状况被迫离开学校。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较男性更为普遍。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面对艾滋病的侵扰时，表现得更加脆弱。”沙妮娅·马木提说，调研中发现，很多艾滋母亲由于文化素质较低，自我保护意识弱，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之甚少，她们大多被动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怕遭受歧视而隐瞒病情，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夏秀和古依都是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传播的受益者，她们还享受免费抗病毒治疗，定期去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取药、复检。
古依在领取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用药时，曾多次见过一个从事性服务的年轻女郎。古依说：“女郎怕被周围人发现，常从县城跋涉几百公里来到乌鲁木齐取药，在其工作地点，没人知道她是艾滋病病人。”
古依劝她，“别再危害他人了，在这个圈子里找个男朋友好好生活。”
女郎却说，“社会歧视我们，我要报复。”
吐尔文江在调研时发现，在我国，由于社会歧视、死亡恐惧及绝望心理等诸多社会因素，患者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后，通过血液和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几率较高，而在部分国家，公众在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的高危行为比率能控制在68%。
“目前，国家各部门高度重视、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艾滋病防治、咨询、心理干预等工作，通过在县、市设立专门的针具交换点、艾滋病母婴阻断药物治疗等方式，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病毒通过吸毒或母婴传播的几率。但是，目前通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巨大危害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吐尔文江说。
“目前，面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依然不够，很多政府部门受传统思维影响不敢公开地开展宣传活动，公众越不清楚，越会增加对艾滋病的恐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吐尔文江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需要开始反思艾滋病防治宣传的有效性。
“恐惧来源于无知，无知又加剧了恐惧。”吐尔文江说。
涉艾儿童的救助困境
2009年年底，一则报道曾令夏秀(化名)欣喜不已，“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将获每人每月600元补助”，夏秀把这份报纸和儿子的健康诊断整齐地摆在文件夹里。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知道，“做任何事得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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