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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校接受艾滋病课程培训以后，官员们对待个人性行为的态度并没有太大变化。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增加了约17%，但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和“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的分别增长了约3%和4%。
“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某省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授说，“而我们的调查印证，领导干部中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并且对这类行为的危险性缺乏清醒认识。他们行为选择的示范作用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也应该是重要的目标人群。
据报道，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在学员中开展艾滋病培训时，曾组织召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
现场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让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虽然贵市称目前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但社会上传言贵市市长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
不过这只是一次模拟，这个刁钻问题的提问者是某县的县委副书记，他扮演了一名“美国记者”。
自2002年起即在四川省党校主持艾滋病政策培训的罗振宇教授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有嫖娼行为，而任何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老大难 ，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难。在党校这个领导和‘老大’非常集中的地方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对推进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说。
靳薇还有一个“野心”：在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的支持下，靳薇将中央党校的艾滋病培训模式推广到了22所省市级党校。其中，有15所党校在培训前后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少数学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同样是前述的官员，培训结束后回收的2500多份调查问卷表明，官员们的艾滋病知识和观念均有了明显变化。其中，知道目前仍没有艾滋病疫苗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时“替其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以及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据靳薇介绍，不少党校曾经担心艾滋病培训在官员中引起反感，但官员们的评价大多不错，有位甘肃学员就说，他一开始以为组织上关心“小我”的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关心“大我”的健康。
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看来，党校开展艾滋病培训不仅是为了艾滋病防治，“我们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倡导活动，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让人觉得沉重的问题
在河北省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既有一些高校的领导，也有一些县市或厅局的领导。有些高校领导表示以后要在年轻学生中进行培训，而县市或厅局领导却大多没有下文。
类似情况在其它省市也普遍存在。靳薇说，政府官员艾滋病相关信息的知晓率提高了，当然值得高兴，但决策行为改变方面的成效仍然微乎其微，“这是让我觉得沉重的地方”。她认为，官员在决策时要考虑多种现实问题和利益关系，“这是他们内心彷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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